国共内战后期，被时局裹挟的许多人，纷纷南下涌进香港。因不少文人学者和收藏家均在其中，无数国宝文物也随之流进香江。那时，新生的中国红色政权，面对严峻的散失文物状况，和一个已经被掏空一半的故宫，心生“改局”之念，有计划地决定将散失文物收归国有。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但中央政府对待流散国宝的态度从未懈怠。于是，在周恩来指示、郑振铎领导下的国家文物局，开始率领一批志同道合、珍爱国宝文物的同仁，在港英当局管制下的香港悄然开启一场抢救性的文物收购行动。
秘购文物行动因何而起？催化剂又是什么？
在紫禁城内廷、养心殿的西暖阁中，清乾隆帝有一处书房，名叫三希堂。三希堂中，“供奉”着三件晋代书法圣品，分别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据说，乾隆皇帝一生对三希法帖钟爱有加，时常临摹玩味，反复题跋。
▲三希堂精鉴玺
▲王献之《中秋帖》
▲王珣《伯远帖》
清朝覆亡后，三希中的二希——中秋及伯远二帖从内廷流散至民间，落入活跃于袁世凯身边的古瓷专家郭葆昌手中。之后，二希历经波折，被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押在香港的某英资银行动弹不得。眼见抵押期限渐进，二希随时可能落入虎视眈眈且财力雄厚的西方收藏家手中。
五十年代初，得知消息的中央政府，立即批文拨款，部署行动。
▲《马衡日记》
从获悉二希危急到使二希顺利“入库”，前后不过一个月时间。彼时中央政府反应之迅速，拍板态度之坚决，为国宝回归创造了最基础，也是最牢固的条件。
收购小组由谁领衔？牵系哪些政府部门？
1952年4月8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在给友人徐伯郊的信中写道：
“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温康兰同志处，已由廖承志同志负责通知他。沈经理处，最好由朱副市长通知一下。温康兰同志如何和你接洽，可先和广州的华南统战部长饶彰枫同志联系。”
▲1952年4月8日徐伯郊与郑振铎往来书信
郑振铎指定的这位收购小组负责人徐伯郊，刚刚在半年前出色地完成了收购二希帖的任务。徐伯郊出身名门，父亲是被周恩来尊称为“国宝”的文物大家徐森玉。
▲青年徐伯郊
▲徐森玉与兄弟子女合影
五十年代的香港，仍处于英国政府管制下。在这座海纳百川的自由港上，汇集了各方政治势力。躲在暗处的情报机构林立，信息流动方向难以预测。
在1951年8月20日，郑振铎写给徐伯郊的信中就提及，“以前寄的两封信均未收到，想均已失落了。以后来信最好能复写几份，分几次寄出，同时交一份托新华社或中国银行带到广州寄出，比较妥当些。”
▲1951年8月20日徐伯郊与郑振铎往来书信
在这样的时局背景下，本就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议价、收购行动，变得更加神秘、隐蔽。
哪些国宝的归途仍旧成迷？
《韩熙载夜宴图》画卷，出自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现存的一幅为宋代临本。画作再现南唐大臣韩熙载夜宴宾客的情景，表面调笑欢乐，实则阴郁复杂。
▲《韩熙载夜宴图》
1945年，来京定居的张大千在一家古董铺发现了《韩熙载夜宴图》等名画，狂喜之下放弃了购买王府的计划，以五百两黄金将宝画购回，从此不离左右。然而五十年代初，意图定居南美的张大千无奈将宝画出手。据传，经手的中间人包括了画商陈仁涛、朱省斋，以及收购小组负责人徐伯郊。
那么，究竟谁是促成《韩熙载夜宴图》回归最关键的中间人呢？
▲从左至右：陈仁涛、徐伯郊、朱省斋
另外，被元代大书画家赵孟俯评为“神奇磊落，稀世名笔也”的《五牛图》画卷，作为目前存世最早的名人纸本绘画中为数寥寥的唐代真迹之一，也曾遭遇坎坷经历。
据传，唐朝宰相韩滉创作的这幅传世圣品，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国的宫殿里度过了最后一个太平的百年后，被入侵的八国联军抢了去，从此音信全无。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才有消息传出，《五牛图》“现在香港，即等拍卖”。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幅传世名画可谓志在必得，但是《五牛图》的收购途径，却颇有些不同寻常。
▲《五牛图》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在中央政府直属领导下的收购小组，协同香港新华分社、中银香港、广州市政府、统战部等多个机构，或明或暗、内外配合，将大量散失在外的书画珍品和古籍善本护送回故土，为当时几乎已成空白的新中国文物事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然而，究竟有多少条收购线索在暗中进行？收购过程又有哪些曲折与传说？虽然我们如今只能借助一些零星线索，拼凑出当年的一点模样，但仍希望，可以借此勾画出这段中国文物史上隐秘而伟大的篇章。
敬请关注11月13日晚上21：40
凤凰卫视中文台《皇牌大放送》
《夺宝奇兵——香港五十年代秘购文物行动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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